谷米技术，位于深圳南山科技园南区（深圳硅谷）长虹科技大厦15楼，是一家以LBS/GPS位置服务为基础，构建汽车在线(www.gpsoo.net)和手机在线 (www.coomix.net)社区的互联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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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pai1573 130 天 前 (http://www.517d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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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员工必选题：做奋斗者，还是劳动者？
作者 Fenng 407 天 前 (http://www.infzm.com)
"奋斗者还是劳动者？两者区别就是你是否愿意主动放弃年假和加班费。大部分华为员工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份看似不合理的协议。"
崇尚“狼性文化”的华为试图一直让员工保持着奔跑的姿势。
“奋斗者”与“劳动者”，若老板要你在这两个“标签”中选一个，你会怎么办？
25岁的周林最近就遇到了这个选择题。他所在的华为公司，这家被称为中国最神秘的通信制造企业，正在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奋斗者宣言”活动——员工们被要求提交一份申请，“自愿”成为“奋斗者”。不提交者，则自动划入普通“劳动者”之列。
二选一中，员工所要付出的代价各不相同——“奋斗者”要承诺放弃带薪年休假，非指令性加班费；而普通“劳动者”则可以享此福利，但他们在考核、晋升、股票分配等方面则“可能会受到影响”。至于将会受到何种影响，没人知道。申请活动只通过口头各级传达，没有白纸黑字的说明，也没有统一的官方通知，部门领导对此均语焉不详。
今年66岁的任正非在1988年创建华为，当时资本仅为2.4万元人民币。十年之后，它就成为了中国最大通信设备制造商。2009年，其全球销售收入即达1491亿元，净利润高达183亿元。
在深圳坂田基地——占地约1.3平方公里的华为总部，聚集着上万名工程师，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一所中国优秀大学毕业的学生。这里70%员工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还有几千名博士、博士后。华为公司每年在高校的招聘被外界称作“掠夺式招聘”。
以“狼性文化”著称的华为，一直以来都试图让员工在危机意识中奔跑，不愿任何人将这份工作视为“铁饭碗”。1997年，华为就让所有市场部职员全体辞职再竞岗。“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组织只要没有新陈代谢，生命就会停止。”任正非在2000年如此评价当时那次辞职事件。
在2007年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华为斥资10亿打扫门户，发动7000员工先辞职再竞岗，引发争议，以致被舆论称为华为的“辞职门”。但这一充满争议的做法最终并没给华为带来任何伤害，相反，其他一些企业还因此对华为羡慕不已，认为华为在新法出台之前，便为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
华为公司一位中层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此次华为推出“奋斗者宣言”活动，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不久前，有部分华为员工向公司提出不能正常享有假期。华为下属一些部门员工至今没有年假。“通过这样的协议，以员工自愿放弃的名义，可以使公司合理规避劳动法，规避未来可能面临的劳动争议。”他说。
在倡导“奋斗文化”的华为，令人意外的不仅是协议本身，而是大部分员工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份看似不合理的协议。
“签了不一定有好处，但不签一定没好处”
这场活动开始于四个多月前。8月下旬，国内多家网站爆出《华为对抗〈劳动法〉的〈奋斗者申请协议〉》一帖，引发广泛争议。但不久之后，各大网站的相关帖子就神秘消失。
但华为内部的签署活动却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
一个月前，周林所在的部门专门召开了一次周会，领导用大约一刻钟时间向员工通报了“上级精神”。
根据领导的口头传达，提交申请即视为自愿成为“奋斗者”。申请书内容可以自拟，格式也不限，但中间有一句话必不可少：“我申请成为与公司共同奋斗的目标责任制员工，自愿放弃带薪年休假、非指令性加班费。”
领导并没有清晰地解释，何为“奋斗者”，何为“劳动者”，只是表示：“交不交申请，你自己把握。”
在此之前，周林就已经从其他部门听说这事。一开始，“奋斗者”被要求放弃的，还有婚假和陪产假，这引起极大反弹。在天涯论坛华为专区，有人言辞激烈地直接将之称为“shitfighter”(粪斗者)，并号召员工起来反抗。
跟帖者同样“义愤填膺”。有人质问，休假和奖金都是员工有权同时享有的东西，公司让员工二选一，“就好像我有两个金块，你抢走后问我要哪一个，你要哪一个都一样，本身都是属于我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用权力做工具，制度作盾牌，堂而皇之地夺走一部分？”
虽然网上反对声很大，但在现实中，绝大部分人却选择了“默默接受”。
在周林所在的部门，领导上午讲完，晚上所有人就都递交了申请。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其他部门。
在另一个部门供职的林若深，觉得这个所谓的自愿协议“很荒谬”，但他也不得不写了申请书。他所在的部门领导曾经就此对下属语重心长地说，“签了不一定有好处，但不签一定没好处。”
“既然无所谓有，害怕什么无？”
实际上，对华为的大部分员工来说，带薪年假和非指令性加班费，这两项原本应该享有的福利大多数时候也是“形同虚设”。
林若深在华为工作了三年，自称“加班几乎就如同吃饭一样正常”。不加班才叫“不正常”。
在这里，一天8个小时必须保证。中午12点下班，如果有人在12∶05之前到饭堂打了卡，即为“早退”，根据公司规定：降职降薪，还要全公司通报。
但是，加班却是受欢迎和鼓励的。如果员工晚上在公司加班到八点半之后，可以领到免费的夜宵；20∶30到00∶30之间，公司会提供大规模的班车，接送加班员工；如果更晚，公司还有24小时的订车电话，用内线打过去，不管几点，都有免费车接送。
华为创业初期，由于经常加班，许多人便在桌子底下备了一个床垫，干脆在办公室过夜，华为因此形成了著名的“床垫文化”。这个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只是如今没有那么夸张，大多用来午休了——现在，每到中午，华为的办公区就会熄灯，员工们展开五颜六色的床垫休息，也构成了另一道风景。
但加班到晚上八九点，却也是常事。由于华为每年都会招收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刚到华为，平时也没什么娱乐活动，所以很多人都自动会加班到八点半后回家。
所以，每到这个时间段，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刚刚结束加班的员工在华为厂区内晃悠，慢吞吞地坐上随时等候着的公司班车，归去。
林若深说，这样的加班，一方面是工作确实做不完，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同事的压力，“这就像高考，如果身边的同学都在学习，你一个人在玩，不但班主任会说你不认真，自己也会觉得落后。”
但这样的加班，大多都是“非指令性加班”，也就是未被领导批准的，属于员工个人“自愿”的加班。按照华为的规定，未被领导批准的加班，不能领取加班费（重点项目除外，需要领导批准确认才算）。所以，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根本没有加班费一说。
“带薪年休假”同样如此。根据2008年开始施行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员工只要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即可享此福利。休假天数视工作年限而有长短：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
但公司规定，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要义务加班，员工们需要用这一天来替自己挣年终的带薪假，一年12个月，也就是挣12天的假。
即便如此，12天带薪年假也并不确定。如果平时请事假，请一天，需要从这12天中扣一天。
“既然无所谓有，害怕什么无？”林若深说。虽然他内心对此极度抵触，但觉得这放弃的其实是自己并不曾拥有的东西，也没什么可惜。相反，如果自己不提交这个申请，反而会被认为“不上进”，万一在此后的分红、配股中受什么影响，也“划不来”。
南方周末记者曾为此致电华为，但总机话务员告知记者去华为官方网站留言区留言。南方周末记者再次致电华为公司总机，要求转接分管人力资源的副总裁，但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鼓励每一个人成为雷锋，但绝不会亏待雷锋”
作为成千上万中国企业之一，华为从1988年成立至今走过了一条典型的中国路径：从价值链的最低端做起，利用价格获得优势，然后奋力向上攀升。它的崛起，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为“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
如今，大概每一个想和外界沟通的中国人都离不开这家公司。如果你想打电话，需要程控交换机、动动拇指发发短信离不开电话预付卡和基站服务，想上网冲浪，不能没有路由器……在中国，这些产品大多由华为生产，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熟知“华为”的名字。
华为的成功一直是个谜。有人分析说，在高科技行业，由于产业遵循摩尔定律——集成电路芯片上所集成电路的数目，每隔18个月就将翻一番——技术的保鲜期大大缩短。作为后发者，华为追赶的秘诀无他，唯有“比别人付出更多”。
2004年，西门子曾做过分析，当时其欧洲企业研发人员年均工作1300—1400小时，而华为是2750小时。同时，华为的人均研发费用只有2.5万美元/年，而欧洲同行是12万-15万美元/年。
外界最多的一个解释是，华为秉承的文化，是“狼性文化”：凶狠，矫捷，不按常理出牌；一旦出动，便给对手致命一击。
任正非对这种说法似乎并不排斥，在华为内部，他的一些口号被广为传诵，比如，“板凳要坐十年冷”、“烧不死的鸟才是凤凰”等。他宣称：“华为鼓励每一个人成为雷锋，但绝不会亏待雷锋”。
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华为通过股票和期权，让大多数员工分享了公司快速发展带来的个人实际益处。
据华为内部员工透露，在华为，一名新入职的大学生，第一年的综合收入就可以达到十万元。此后伴随着工作业绩的提升，大抵在第三年左右将可以购买公司的股票，内部股每年都有分红，如果资金不够，公司将协助员工获取银行贷款。对于在华为工作多年的核心员工来说，奖金和股票价值占据了收入大头，工资不过是“生活费”。而在公司股权结构上，任正非只有1.42%的股权，其余股权则由深圳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
物质上的富足，让许多员工对华为产生巨大的认同感——包括它所推行的一些奇怪政策。他们中的很多人拒绝了记者的采访，理由是，“这没什么好说的”。对这个自上而下签署的“奋斗”协议，大多数人表现出来的是理解，特别是享有丰厚股票收益的老员工。
但成功的背后也有代价。2006年4月28日，25岁的华为工程师胡新宇因脑膜炎去世，在此之前，他在30天里只回过四次家，时间都花在某重点封闭研发项目上，夜里都是在实验室的床垫上度过。在那前后，华为员工因压力太大而轻生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
但任正非依然没有改变。胡新宇事件后，他在《华为人报》上发表长文《天道酬勤》，警告道，有人认为创业时期形成的“垫子文化”、奋斗文化已经不合适了，可以放松一些，可以按部就班，这是危险的。“我们还必须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否则就会走向消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林、林若深为化名）
来源：南方周末
崇尚“狼性文化”的华为试图一直让员工保持着奔跑的姿势。
“奋斗者”与“劳动者”，若老板要你在这两个“标签”中选一个，你会怎么办？
25岁的周林最近就遇到了这个选择题。他所在的华为公司，这家被称为中国最神秘的通信制造企业，正在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奋斗者宣言”活动——员工们被要求提交一份申请，“自愿”成为“奋斗者”。不提交者，则自动划入普通“劳动者”之列。
二选一中，员工所要付出的代价各不相同——“奋斗者”要承诺放弃带薪年休假，非指令性加班费；而普通“劳动者”则可以享此福利，但他们在考核、晋升、股票分配等方面则“可能会受到影响”。至于将会受到何种影响，没人知道。申请活动只通过口头各级传达，没有白纸黑字的说明，也没有统一的官方通知，部门领导对此均语焉不详。
今年66岁的任正非在1988年创建华为，当时资本仅为2.4万元人民币。十年之后，它就成为了中国最大通信设备制造商。2009年，其全球销售收入即达1491亿元，净利润高达183亿元。
在深圳坂田基地——占地约1.3平方公里的华为总部，聚集着上万名工程师，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一所中国优秀大学毕业的学生。这里70%员工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还有几千名博士、博士后。华为公司每年在高校的招聘被外界称作“掠夺式招聘”。
以“狼性文化”著称的华为，一直以来都试图让员工在危机意识中奔跑，不愿任何人将这份工作视为“铁饭碗”。1997年，华为就让所有市场部职员全体辞职再竞岗。“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组织只要没有新陈代谢，生命就会停止。”任正非在2000年如此评价当时那次辞职事件。
在2007年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华为斥资10亿打扫门户，发动7000员工先辞职再竞岗，引发争议，以致被舆论称为华为的“辞职门”。但这一充满争议的做法最终并没给华为带来任何伤害，相反，其他一些企业还因此对华为羡慕不已，认为华为在新法出台之前，便为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
华为公司一位中层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此次华为推出“奋斗者宣言”活动，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不久前，有部分华为员工向公司提出不能正常享有假期。华为下属一些部门员工至今没有年假。“通过这样的协议，以员工自愿放弃的名义，可以使公司合理规避劳动法，规避未来可能面临的劳动争议。”他说。
在倡导“奋斗文化”的华为，令人意外的不仅是协议本身，而是大部分员工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份看似不合理的协议。
“签了不一定有好处，但不签一定没好处”
这场活动开始于四个多月前。8月下旬，国内多家网站爆出《华为对抗〈劳动法〉的〈奋斗者申请协议〉》一帖，引发广泛争议。但不久之后，各大网站的相关帖子就神秘消失。
但华为内部的签署活动却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
一个月前，周林所在的部门专门召开了一次周会，领导用大约一刻钟时间向员工通报了“上级精神”。
根据领导的口头传达，提交申请即视为自愿成为“奋斗者”。申请书内容可以自拟，格式也不限，但中间有一句话必不可少：“我申请成为与公司共同奋斗的目标责任制员工，自愿放弃带薪年休假、非指令性加班费。”
领导并没有清晰地解释，何为“奋斗者”，何为“劳动者”，只是表示：“交不交申请，你自己把握。”
在此之前，周林就已经从其他部门听说这事。一开始，“奋斗者”被要求放弃的，还有婚假和陪产假，这引起极大反弹。在天涯论坛华为专区，有人言辞激烈地直接将之称为“shitfighter”(粪斗者)，并号召员工起来反抗。
跟帖者同样“义愤填膺”。有人质问，休假和奖金都是员工有权同时享有的东西，公司让员工二选一，“就好像我有两个金块，你抢走后问我要哪一个，你要哪一个都一样，本身都是属于我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用权力做工具，制度作盾牌，堂而皇之地夺走一部分？”
虽然网上反对声很大，但在现实中，绝大部分人却选择了“默默接受”。
在周林所在的部门，领导上午讲完，晚上所有人就都递交了申请。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其他部门。
在另一个部门供职的林若深，觉得这个所谓的自愿协议“很荒谬”，但他也不得不写了申请书。他所在的部门领导曾经就此对下属语重心长地说，“签了不一定有好处，但不签一定没好处。”
“既然无所谓有，害怕什么无？”
实际上，对华为的大部分员工来说，带薪年假和非指令性加班费，这两项原本应该享有的福利大多数时候也是“形同虚设”。
林若深在华为工作了三年，自称“加班几乎就如同吃饭一样正常”。不加班才叫“不正常”。
在这里，一天8个小时必须保证。中午12点下班，如果有人在12∶05之前到饭堂打了卡，即为“早退”，根据公司规定：降职降薪，还要全公司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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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加班到晚上八九点，却也是常事。由于华为每年都会招收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刚到华为，平时也没什么娱乐活动，所以很多人都自动会加班到八点半后回家。
所以，每到这个时间段，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刚刚结束加班的员工在华为厂区内晃悠，慢吞吞地坐上随时等候着的公司班车，归去。
林若深说，这样的加班，一方面是工作确实做不完，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同事的压力，“这就像高考，如果身边的同学都在学习，你一个人在玩，不但班主任会说你不认真，自己也会觉得落后。”
但这样的加班，大多都是“非指令性加班”，也就是未被领导批准的，属于员工个人“自愿”的加班。按照华为的规定，未被领导批准的加班，不能领取加班费（重点项目除外，需要领导批准确认才算）。所以，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根本没有加班费一说。
“带薪年休假”同样如此。根据2008年开始施行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员工只要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即可享此福利。休假天数视工作年限而有长短：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
但公司规定，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要义务加班，员工们需要用这一天来替自己挣年终的带薪假，一年12个月，也就是挣12天的假。
即便如此，12天带薪年假也并不确定。如果平时请事假，请一天，需要从这12天中扣一天。
“既然无所谓有，害怕什么无？”林若深说。虽然他内心对此极度抵触，但觉得这放弃的其实是自己并不曾拥有的东西，也没什么可惜。相反，如果自己不提交这个申请，反而会被认为“不上进”，万一在此后的分红、配股中受什么影响，也“划不来”。
南方周末记者曾为此致电华为，但总机话务员告知记者去华为官方网站留言区留言。南方周末记者再次致电华为公司总机，要求转接分管人力资源的副总裁，但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鼓励每一个人成为雷锋，但绝不会亏待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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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概每一个想和外界沟通的中国人都离不开这家公司。如果你想打电话，需要程控交换机、动动拇指发发短信离不开电话预付卡和基站服务，想上网冲浪，不能没有路由器……在中国，这些产品大多由华为生产，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熟知“华为”的名字。
华为的成功一直是个谜。有人分析说，在高科技行业，由于产业遵循摩尔定律——集成电路芯片上所集成电路的数目，每隔18个月就将翻一番——技术的保鲜期大大缩短。作为后发者，华为追赶的秘诀无他，唯有“比别人付出更多”。
2004年，西门子曾做过分析，当时其欧洲企业研发人员年均工作1300—1400小时，而华为是2750小时。同时，华为的人均研发费用只有2.5万美元/年，而欧洲同行是12万-15万美元/年。
外界最多的一个解释是，华为秉承的文化，是“狼性文化”：凶狠，矫捷，不按常理出牌；一旦出动，便给对手致命一击。
任正非对这种说法似乎并不排斥，在华为内部，他的一些口号被广为传诵，比如，“板凳要坐十年冷”、“烧不死的鸟才是凤凰”等。他宣称：“华为鼓励每一个人成为雷锋，但绝不会亏待雷锋”。
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华为通过股票和期权，让大多数员工分享了公司快速发展带来的个人实际益处。
据华为内部员工透露，在华为，一名新入职的大学生，第一年的综合收入就可以达到十万元。此后伴随着工作业绩的提升，大抵在第三年左右将可以购买公司的股票，内部股每年都有分红，如果资金不够，公司将协助员工获取银行贷款。对于在华为工作多年的核心员工来说，奖金和股票价值占据了收入大头，工资不过是“生活费”。而在公司股权结构上，任正非只有1.42%的股权，其余股权则由深圳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
物质上的富足，让许多员工对华为产生巨大的认同感——包括它所推行的一些奇怪政策。他们中的很多人拒绝了记者的采访，理由是，“这没什么好说的”。对这个自上而下签署的“奋斗”协议，大多数人表现出来的是理解，特别是享有丰厚股票收益的老员工。
但成功的背后也有代价。2006年4月28日，25岁的华为工程师胡新宇因脑膜炎去世，在此之前，他在30天里只回过四次家，时间都花在某重点封闭研发项目上，夜里都是在实验室的床垫上度过。在那前后，华为员工因压力太大而轻生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
但任正非依然没有改变。胡新宇事件后，他在《华为人报》上发表长文《天道酬勤》，警告道，有人认为创业时期形成的“垫子文化”、奋斗文化已经不合适了，可以放松一些，可以按部就班，这是危险的。“我们还必须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否则就会走向消亡。”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林、林若深为化名）
来源：南方周末
智联招聘管理层与投资方巨大的不信任终于以最富戏剧性的方式爆发，两位核心当事人分别向《第一财经周刊》提供了自己的说法。
文｜CBN记者 刘长江 赵慧 昝慧昉 姚晨晖
虽然中国互联网公司一直不缺乏“某某门”，但这次的事件无疑仍是其中话题性最强的故事之一—实在是太戏剧性了。
7月23日下午，自智联招聘公司内部流露出来的2封内部邮件，把前任CEO赵鹏与董事会、以及CEO与管理团队之间的内部争斗公诸于众。
智联招聘2400多名员工接收到的第一封邮件是CEO赵鹏以公司CEO办公室的名义宣布四位高管离职，其中包括开除CTO余用彤(Tony)、副总裁罗义华和技术总监张春日三位高管，另外称CFO郭建民也因个人原因宣布离职。
两个小时后，全体员工在下午5点半又接收到一封由公司技术部转发、同样来自公司CEO办公室的邮件，宣称其获得董事会的授权，宣布CEO赵鹏、COO雷卫明等另外四名高管离职。这封邮件标注了董事会代表叶佳承、王冠珠的联络方式。
智联招聘—这家一直忙于帮助其它公司猎取高管和CEO的招聘公司现在看来又要为自己来寻找下一位CEO了。作为中国最大的三家在线招聘网站之一，从1997年成立至今，这将是这家公司的第5任CEO。
高管间的“交替解职”让公司的2000余名员工一时陷入迷茫。
不过，智联招聘CTO余用彤对《第一财经周刊》称，当日下午他接到被赵鹏“解除一切职务，予以开除”的邮件时，他一点都不担心。
“当时我已经知道董事会把赵解聘了，就是说他没有这个权限了，所以我没当回事。”余表示，早在两封邮件发出之前，在当日上午，CEO与董事会之间就已经“激烈交火”过。
根据7月26日罗义华发给全公司的一封解释邮件，23日清早，一群人冲到智联招聘北京办公室，把智联大股东Seek.com的一名董事及股东麦格理投资银行董事丹飞立(Daniel Phillips) 堵在门口，他们试图阻止这两人进入公司总部办公室。虽未点明，但赵鹏显然被暗示是此次冲突的幕后主使。
随后，两名董事找来律师，最终一同进入到公司总部办公室。接下来的结果是，CEO赵鹏被解职了，而这一动作应该是在赵鹏发出第一封邮件之前发生的。
“这主要是因为股东和管理方意见不一致，事态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让股东觉得，你应该走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余用彤说。
紧张的空气一直笼罩着这家公司。26日下午，《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在智联招聘总部所在的复星国际中心楼下看到，为了避免双方更激烈的冲突发生，数名穿着成套防爆服装的保安在距离正门不远的绿化带边上一字排开，除此之外，6楼的玻璃门外的沙发上同样也做了相应的安排。“一共10个人，全部来自北京京城振远保安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一位受雇前来的保安说。
CEO赵鹏与投资人、董事会之间的冲突最终在管理层中出现分化。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清楚我们这些人是不会跟着他走的一批人。”余用彤26日晚在智联上海分公司办公室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说，他会留任。
这也解释了两封邮件中，8位高管先后被CEO办公室免职的戏剧性一幕：CTO余用彤、CFO等4名高管选择了与公司董事会站在一起，而COO雷卫明等其它3名高管则选择了与CEO赵鹏站在一起。
在邮件中一度被赵鹏“开除”的余用彤否认是以他为代表的技术部门“搞掉了CEO”。他回应到，在智联招聘内部他一直是个中立者。“我没有盟友，我是不会对股东造反的”；他承认赵鹏在跟股东的关系上出了问题，但拒绝透露其焦点所在。
“绝对不是股权问题，”他说，“真要说的话，是心态问题。赵鹏会后悔的。”
7月26日午夜，赵鹏在地处北京东四环大望路SOHO现代城的上岛咖啡接受了《第一财经周刊》记者的采访。他把这场戏剧性的冲突称之为“家丑”，“珍珠港被人袭击了，我现在很难穿着燕尾服面对媒体和公众”。
现在，事态的进展几乎把他逼入绝境。7月26日早上7点21分，董事会通过北京CEO办公室对智联招聘全体公司员工发布的第3封邮件中，列出了 CEO赵鹏及雷卫明、陈旭、倪阳平等高管的“三大罪状”，分别为：“1.阻碍公司调整法律架构，妨碍公司上市计划；2.企图侵占公司财产，牺牲全体员工利益，谋求团伙私利；3.在公司内部散布谣言，诋毁团伙以外高管，破坏全体员工团结，妨碍公司平稳运行。”
邮件再次声明免去赵鹏等人的职务并解除劳动关系。
当日下午3时，赵鹏发表“致智联招聘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一一反驳了董事会对他指认的罪名，他在信中表示，“作为高管中持有期权最多的人，一名CEO，不会阻碍公司上市计划；关于谋求私利，也许有人这么干过，本人没有干过；造谣诋毁的事也是莫须有。”
他否认自己已经离开智联招聘CEO的职位，他称自己“迄今为止，不曾收到任何具备法律效力的知会”。“在公司总部今天锁大门，并且进驻大批身穿深色西服，带着耳麦的陌生人士的情况下，为避免发生冲突，我今天将不会出现在公司。而以此信与你们沟通。”
赵鹏承认了自己与董事会之间存在的矛盾，“一段时期以来，管理团队与投资人之间的确存在一些经营管理思路上的分歧”。
他对《第一财经周刊》强调，在过去的11个月中，他一直试图改变之前公司单纯依靠大规模市场投入拉动业务增长的模式，尽管在他接手CEO的职务时，智联正处在一个糟糕的市场处境。“我接手智联招聘CEO的时候，账面上的现金仅够发6个月的工资。”
那时候，这家公司正处于与中国另外两家招聘网站的烧钱竞赛当中。
“2007年一季度，智联招聘的流量只有中华英才网的1/2，前程无忧的1/3。”赵鹏说，由于招聘网站对于技术的要求不是很高，因此要想翻盘必须依靠大规模的广告投放。
于是从2007年9月开始，智联招聘开始启动大规模的广告投放计划。智联招聘把80后找工作人群作为主要的目标受众，根据这一人群喜欢接受简单直接信息的特点，抓住黄健翔跳槽这个机会，在电视、互联网、报纸、广播等媒介上进行立体化的宣传。为了与中华英才网、前程无忧争夺流量，智联招聘在互联网广告领域，采取与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采取行业独家合作方式，将竞争对手挡在门外。
对于这种大规模的市场投入，前程无忧的公关总监冯丽娟感受深刻。“那两年，每当年底我们在跟互联网、户外等渠道商谈合作时，对方都会告诉我们智联招聘已经买断了。”冯告诉《第一财经周刊》这种买断式的广告投放至少会把广告成本提高2至3倍。
高峰时期智联招聘和9家门户网站签订了独家合作协议，而与它一起竞标的不仅是中华英才网，还有淘宝和易趣。大度咨询《中文门户2007Q4广告监测报告》显示，智联招聘网成为2007年第四季度投放四大门户网络广告最多的广告主，累计投放金额为2511万元，这一数字几乎是中国移动同期投入金额的2倍。
通过大规模的广告投放，智联招聘也确实达到了短期目标。“智联招聘网站的流量一度超过前程无忧。”赵鹏说。
但追求短期流量的上升也带来了巨大的隐忧：首先由于销售、服务等部门并没有跟上，巨大的流量并没有更多 转化成网站的忠实用户，其次，大规模的广告投入也给智联招聘带来现金流的压力。
为了解决现金流问题，赵鹏称自己采取了一些削减成本的计划，他对公司支持部门进行了一轮裁员，市场部工作人员由原来的60人降低到35人。他也对技术部门扩展网站带宽、投入资金研发搜索技术上做出了预算限制。
他希望智联招聘完成从市场拉动型公司向销售拉动型公司的转变。赵鹏对规模达1400人的销售团队做出了激励以及小规模的股票期权方案，希望降低销售人员流失率，提升销售人员的个人平均销售业绩。
他不认同自己因为业绩不佳导致了与董事会的冲突。一位内部人士提供的数据称，截至2010年6月，智联招聘签约客户数已经达到2万左右，6月份单月收入为6000万。赵鹏说，今年7月，在公司连续亏损13年后，智联招聘也终于迎来了现金流为正的第一个月。
“智联招聘就像一个孩子，只是中国人外国人对待孩子的方式不同。”赵鹏认为自己与董事会之前缺少沟通也是现在双方步入僵局的一个原因。
“大股东SEEK公司的董事长对我说，他做CEO的时候，是把30%的精力放在与董事会沟通之上，70%放在公司的运营管理。而过去的我，与董事会的沟通也许只有10%。”他说，“想想看，每个季度见一次面，每个月一次电话会议，大家还是陌生的感觉。”
现在来看，这种陌生感的背后应该传达着董事会对CEO的一种不信任。
除此之外，赵鹏的一些做法也没有赢得一些公司高管的信任。2009年12月，赵鹏做出决定，将公司北京上海的两个技术办公室合并，办公地点挪到了北京。CTO余用彤每周要有4天的时间在北京办公。
“我一直都认为技术部门在整个智联招聘公司系统内就像是人身体的心脏，总部就是指挥中心，是大脑。心脏应该是和大脑呆在一起的。”他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智联招聘的“心脏”却是和“大脑”分开的，具体而言，智联招聘由90多人组成的技术部门一部分在上海，一部分在北京，这造成了管理上很大的不便。“我知道余用彤可能不太舒服，他的家在上海”。赵鹏表示。
但余用彤当时拒绝了这个提议。在他眼中的故事是这样的：余用彤2004年年底被赵鹏的前任CEO刘浩招入智联招聘担任CTO，此前他在上海张江有一家自己的软件公司，智联曾是他们的客户之一。进入智联后，他将原公司的十几个职工一同带入智联技术部。可惜，刘浩已于2009年8月离职。
“前一阵子赵鹏对公司动手，我们IT部门被他裁掉一批人，有十几个人，其中包括我在北京的得力助手Peter Zhang。”
赵鹏称，他早在5月20日即在技术部门内部通报了余用彤个人申请辞职的通知。他与余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余主动辞职，赵不公布离职的原因。
余用彤对此的回应是“不记得了”。
“他可以在十分钟内用三种修辞方法开掉我们三个高管。”余用彤说赵鹏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去否定他。我赞扬他口才好已经不错了。”
而7月26日早上，智联招聘董事会对智联招聘全体公司员工发出的第三封邮件中宣布了新的高管任命，CTO余用彤、CFO郭建民的职务及职责不变，原销售副总裁罗义华则升任高级副总裁。智联招聘任命丹飞立出任公司的执行董事，代行CEO的职责。
7月27日，澳大利亚网络招聘集团SEEK已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称，由SEEK控股的中国网络招聘企业智联招聘正处于更换CEO的过程中，并正在制定过渡阶段的管理层安排。SEEK在公告中表示智联招聘董事会已经解除原CEO的职务，确认了丹飞立出任公司的执行董事，代行CEO的职责的任命。《第一财经周刊》致电SEEK公司新闻官Michael Davey，他表示公司对此不予置评。
赵鹏被解职了。
在过去的10年中，随着一轮又一轮的融资，智联招聘管理层持股比例逐渐下滑。公开资料显示，在2000年接受兰馨亚洲投资有限公司首笔300万美元融资后，从2006年开始，智联招聘先后接受了SEEK2000万美元和澳大利亚的麦格理集团有限公司与SEEK联手1.1亿美元投资。
在这一过程中，SEEK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40%左右增加到58.6%，麦格理银行次之，再加上SEEK和麦格理持有智联董事会三席中的两席，投资方已完全主导这家公司，公司管理团队所持公司股权已经不到15%。
以COO职位接任刘浩成为CEO的赵鹏，仅持有智联招聘的期权，没有股份，也不是董事会成员。
赵鹏上任后做出的种种努力至少产生了一个不好的结果，他与余用彤之间的冲突和裂痕最终以极具戏剧化的形式爆发了。赵鹏在7月23日的那封邮件中，宣布以余“在上海办公室对××女员工有不恰当行为”为理由，解除了余用彤的CTO职务。
两个小时以后，他收到了另一封自己被董事会解除职务的邮件。
网络招聘：一个被做坏了的市场
靠广告换取市场份额、用价格战打压对手，网络招聘市场已经被“做坏了”。
CBN记者 昝慧昉
对投资方和从业者来说，这都是个令人绝望的行业。
网络招聘在全球范围内被认为是最具成效的商业模式之一。这其中以美国Monster最为成功：大量用户登陆注册信息寻找工作，企业付费来发布招聘信息接收简历，而中介平台则为双方提供满意的中介服务。
中国网络招聘的基本模式就来源于Monster。1997年，中华英才网率先在中国复制了Monster的商业模式。之后，前程无忧和智联招聘也加入了模仿的行列。Monster的模式开始被不断复制，并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
自1999年起至2008年，智联招聘在10余年的时间内共有过五轮融资，合计1.48亿美元。其中，澳大利亚最大招聘网站SEEK联手麦格理投资银行共向智联招聘注资1.3亿美元。同样成立于1997年的中华英才网也成功获得融资，1999年今日资本总裁徐新以个人名义注资中华英才网，此后的 2005年，Monster认为中华英才网在业务发展理念、业务模式上与自身最为一致，以1.25亿美元的估价拿走了中华英才网40%的股权，第二年又买下5%股权。
局势已经明朗，三家竞争者选择了一致的策略：不择手段迅速打败竞争对手，之后再盈利。尤其在2004年9月29日前程无忧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后，这种愿望变得更加强烈。加上来自资本的压力，年轻的招聘网站管理者们渴望用最快的速度实现目标，最终他们决定用更多市场投入换取市场份额。
2006年，引入了战略投资者Monster的中华英才网，邀请著名营销策划人叶茂中做品牌营销，推出了《超人篇》系列广告。几乎同时，在北京建国门地铁站，中华英才网一口 气将148个广告牌放在一起，如果按照每个广告3米的宽度，整个广告在四五百米之间。接下来的6月9日到7月9日，中华英才网出资2000万元赞助世界杯，以中场休息时间连续两次的密度播放中华英才网《超人篇》广告，直到让熬夜观看世界杯的球迷们不胜其烦。
中华英才网原总裁张建国曾表示：“甚至会把60%以上(费用)用于市场投入。”“如果这个机会错过了，市场地位再想争回来的话，这个花费将会是4倍以上。”
已上市的前程无忧没有在地铁和电视台大规模播放广告，而是把钱都投在了网络建设上。2007年，他们更新了用户界面和给客户用的理财系统，之后又推出了简历检索。很快，随着2007年7月，智联招聘加强销售和推广攻势，它又感受到了来自市场的压力。
当时两年前获得SEEK2000万美元注资的智联招聘找到了黄健翔做形象代言人，一条“我们崇尚专注一生的事业，更赞叹自由奔放的灵魂”的“跳槽无罪”广告语开始在京沪两地上班族的生活中频繁出现。与此同时，智联还找到了徐静蕾担任形象代言人。据大度咨询《中文门户2007Q4广告监测报告》显示：智联招聘网成为2007年第四季度投放四大门户网络广告最多的广告主，累计投放金额为2511万元。同期联想和中国移动各为1762万元和1496万元。
2007年下半年开始，前程无忧也开始有意地增加了推广费用。第一季度3000万美元左右，到了第四季度就达到5500万美元。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由罗家英代言的前程无忧的广告开始上演。
在火药味四处弥漫的2008年，智联招聘、中华英才、前程无忧在互联网上的品牌广告投放金额分别为1.1亿元、5000万元、2000万元。在金融危机之前，前程无忧、中华英才网和智联招聘烧钱规模颇为惊人，远远超过其他领域的互联网企业。据尼尔森一份报告显示，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分列 2008年Top5广告主的前三名和前五名，两者的广告投入按广告刊例价计算分别达到了3亿元和2.7亿元。
竞争并不仅仅停留在市场推广层面，针对客户的价格战也属常态。300美元，是在美国Monster发布一个职位的价格，在中国最便宜的只要20 元。价格如此便宜，许多大公司会同时选择多家网站发布招聘信息。据媒体报道，智联招聘在2009年搞倾销策略，其价格越来越低，比前程无忧、中华英才等同类都要便宜，这不但让其在收入上无法实现真正的超越，同时也打击了自己的品牌价值。
几年之内，只见疯狂的市场投入、激烈的价格战，公司成本和投资人的利益都被抛在了一边。
智联招聘的最大股东澳大利亚SEEK公司2009年3月公布的一份财报显示，智联招聘2008年的亏损额约1.7亿元人民币。同年8月初，中华英才网母公司Monster发布第二季度财报显示，中华英才网也处于亏损状态，亏损额高达1.75亿元人民币。唯一在2008年实现了盈利的前程无忧，2009年一季度的营收亦同比下降近25%。
经济危机让原本体质偏弱的中国网络招聘行业雪上加霜。艾瑞咨询《2008－2009年中国网络招聘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网络招聘市场规模达11亿人民币，相比2007年的9.7亿人民币年同比增长13.6%，增速明显放缓。
艾瑞咨询分析师指出，在此形势下，网络招聘行业若想重新回归高速发展，将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宏观经济环境好转，二是业内多数招聘网站能抓住经济危机的契机，开发出或者联合其他企业推出更多有价值的增值服务。
然而，国内招聘网站同质化现象严重，很难靠自身的力量转危为安。海外投资者们往往也受到了经济危机冲击，难以支持招聘网站继续烧钱。这种情况下，一旦降低市场投入，会丢失相应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降低就意味着距离上市、再融资的机会越发渺茫。
招聘网站的管理者们被他们所奉行的“简单速效”策略所挟持，陷入恶性循环，疲惫却不能放手。
之后，经济危机的影响渐渐走远，市场开始好转。前程无忧披露的年报显示，2009年其收入达到8.17亿元人民币，其中4成为在线招聘业务，市场份额已上升到27.6%。更重要的是，前程无忧印刷广告的销售额从两年前的51%下降到2009年的34.2%，更多雇主转而选择了在线发布招聘广告，在线广告收入占该公司总收入的比例已从两年前的33.5%提高至40.8%。而在美国，报纸招聘广告已经大都转移到Monster.com这样的在线招聘网站上。
相对于业绩趋于平稳的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根据SEEK公司发布的财报，智联招聘2009年下半年的营业收入是1.79亿元人民币，尚不及前程无忧的一半。智联招聘2009年全年税后经营亏损9280万元，尽管比去年亏损额有所缩小，但已经持续亏损3年。
作为海外投资者，Monster和SEEK万万不会想到，海外成功的商业模式在中国的运作会如此入不敷出。投入太多，收获太少，没有投资者愿意长期忍耐下去。
事实上，早在2009年他们就已经有所动作。2009年年初，中华英才网原CEO张建国宣布离职；年中，智联招聘原CEO刘浩离职；年末，前程无忧原CFO吕自强宣布离职。
眼前发生的智联招聘高层震荡再一次证明，投资人的耐心有限，他们要着手亲自收拾这一被做坏了的市场。
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文｜CBN记者 刘长江 赵慧 昝慧昉 姚晨晖
虽然中国互联网公司一直不缺乏“某某门”，但这次的事件无疑仍是其中话题性最强的故事之一—实在是太戏剧性了。
7月23日下午，自智联招聘公司内部流露出来的2封内部邮件，把前任CEO赵鹏与董事会、以及CEO与管理团队之间的内部争斗公诸于众。
智联招聘2400多名员工接收到的第一封邮件是CEO赵鹏以公司CEO办公室的名义宣布四位高管离职，其中包括开除CTO余用彤(Tony)、副总裁罗义华和技术总监张春日三位高管，另外称CFO郭建民也因个人原因宣布离职。
两个小时后，全体员工在下午5点半又接收到一封由公司技术部转发、同样来自公司CEO办公室的邮件，宣称其获得董事会的授权，宣布CEO赵鹏、COO雷卫明等另外四名高管离职。这封邮件标注了董事会代表叶佳承、王冠珠的联络方式。
智联招聘—这家一直忙于帮助其它公司猎取高管和CEO的招聘公司现在看来又要为自己来寻找下一位CEO了。作为中国最大的三家在线招聘网站之一，从1997年成立至今，这将是这家公司的第5任CEO。
高管间的“交替解职”让公司的2000余名员工一时陷入迷茫。
不过，智联招聘CTO余用彤对《第一财经周刊》称，当日下午他接到被赵鹏“解除一切职务，予以开除”的邮件时，他一点都不担心。
“当时我已经知道董事会把赵解聘了，就是说他没有这个权限了，所以我没当回事。”余表示，早在两封邮件发出之前，在当日上午，CEO与董事会之间就已经“激烈交火”过。
根据7月26日罗义华发给全公司的一封解释邮件，23日清早，一群人冲到智联招聘北京办公室，把智联大股东Seek.com的一名董事及股东麦格理投资银行董事丹飞立(Daniel Phillips) 堵在门口，他们试图阻止这两人进入公司总部办公室。虽未点明，但赵鹏显然被暗示是此次冲突的幕后主使。
随后，两名董事找来律师，最终一同进入到公司总部办公室。接下来的结果是，CEO赵鹏被解职了，而这一动作应该是在赵鹏发出第一封邮件之前发生的。
“这主要是因为股东和管理方意见不一致，事态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让股东觉得，你应该走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余用彤说。
紧张的空气一直笼罩着这家公司。26日下午，《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在智联招聘总部所在的复星国际中心楼下看到，为了避免双方更激烈的冲突发生，数名穿着成套防爆服装的保安在距离正门不远的绿化带边上一字排开，除此之外，6楼的玻璃门外的沙发上同样也做了相应的安排。“一共10个人，全部来自北京京城振远保安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一位受雇前来的保安说。
CEO赵鹏与投资人、董事会之间的冲突最终在管理层中出现分化。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清楚我们这些人是不会跟着他走的一批人。”余用彤26日晚在智联上海分公司办公室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说，他会留任。
这也解释了两封邮件中，8位高管先后被CEO办公室免职的戏剧性一幕：CTO余用彤、CFO等4名高管选择了与公司董事会站在一起，而COO雷卫明等其它3名高管则选择了与CEO赵鹏站在一起。
在邮件中一度被赵鹏“开除”的余用彤否认是以他为代表的技术部门“搞掉了CEO”。他回应到，在智联招聘内部他一直是个中立者。“我没有盟友，我是不会对股东造反的”；他承认赵鹏在跟股东的关系上出了问题，但拒绝透露其焦点所在。
“绝对不是股权问题，”他说，“真要说的话，是心态问题。赵鹏会后悔的。”
7月26日午夜，赵鹏在地处北京东四环大望路SOHO现代城的上岛咖啡接受了《第一财经周刊》记者的采访。他把这场戏剧性的冲突称之为“家丑”，“珍珠港被人袭击了，我现在很难穿着燕尾服面对媒体和公众”。
现在，事态的进展几乎把他逼入绝境。7月26日早上7点21分，董事会通过北京CEO办公室对智联招聘全体公司员工发布的第3封邮件中，列出了 CEO赵鹏及雷卫明、陈旭、倪阳平等高管的“三大罪状”，分别为：“1.阻碍公司调整法律架构，妨碍公司上市计划；2.企图侵占公司财产，牺牲全体员工利益，谋求团伙私利；3.在公司内部散布谣言，诋毁团伙以外高管，破坏全体员工团结，妨碍公司平稳运行。”
邮件再次声明免去赵鹏等人的职务并解除劳动关系。
当日下午3时，赵鹏发表“致智联招聘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一一反驳了董事会对他指认的罪名，他在信中表示，“作为高管中持有期权最多的人，一名CEO，不会阻碍公司上市计划；关于谋求私利，也许有人这么干过，本人没有干过；造谣诋毁的事也是莫须有。”
他否认自己已经离开智联招聘CEO的职位，他称自己“迄今为止，不曾收到任何具备法律效力的知会”。“在公司总部今天锁大门，并且进驻大批身穿深色西服，带着耳麦的陌生人士的情况下，为避免发生冲突，我今天将不会出现在公司。而以此信与你们沟通。”
赵鹏承认了自己与董事会之间存在的矛盾，“一段时期以来，管理团队与投资人之间的确存在一些经营管理思路上的分歧”。
他对《第一财经周刊》强调，在过去的11个月中，他一直试图改变之前公司单纯依靠大规模市场投入拉动业务增长的模式，尽管在他接手CEO的职务时，智联正处在一个糟糕的市场处境。“我接手智联招聘CEO的时候，账面上的现金仅够发6个月的工资。”
那时候，这家公司正处于与中国另外两家招聘网站的烧钱竞赛当中。
“2007年一季度，智联招聘的流量只有中华英才网的1/2，前程无忧的1/3。”赵鹏说，由于招聘网站对于技术的要求不是很高，因此要想翻盘必须依靠大规模的广告投放。
于是从2007年9月开始，智联招聘开始启动大规模的广告投放计划。智联招聘把80后找工作人群作为主要的目标受众，根据这一人群喜欢接受简单直接信息的特点，抓住黄健翔跳槽这个机会，在电视、互联网、报纸、广播等媒介上进行立体化的宣传。为了与中华英才网、前程无忧争夺流量，智联招聘在互联网广告领域，采取与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采取行业独家合作方式，将竞争对手挡在门外。
对于这种大规模的市场投入，前程无忧的公关总监冯丽娟感受深刻。“那两年，每当年底我们在跟互联网、户外等渠道商谈合作时，对方都会告诉我们智联招聘已经买断了。”冯告诉《第一财经周刊》这种买断式的广告投放至少会把广告成本提高2至3倍。
高峰时期智联招聘和9家门户网站签订了独家合作协议，而与它一起竞标的不仅是中华英才网，还有淘宝和易趣。大度咨询《中文门户2007Q4广告监测报告》显示，智联招聘网成为2007年第四季度投放四大门户网络广告最多的广告主，累计投放金额为2511万元，这一数字几乎是中国移动同期投入金额的2倍。
通过大规模的广告投放，智联招聘也确实达到了短期目标。“智联招聘网站的流量一度超过前程无忧。”赵鹏说。
但追求短期流量的上升也带来了巨大的隐忧：首先由于销售、服务等部门并没有跟上，巨大的流量并没有更多 转化成网站的忠实用户，其次，大规模的广告投入也给智联招聘带来现金流的压力。
为了解决现金流问题，赵鹏称自己采取了一些削减成本的计划，他对公司支持部门进行了一轮裁员，市场部工作人员由原来的60人降低到35人。他也对技术部门扩展网站带宽、投入资金研发搜索技术上做出了预算限制。
他希望智联招聘完成从市场拉动型公司向销售拉动型公司的转变。赵鹏对规模达1400人的销售团队做出了激励以及小规模的股票期权方案，希望降低销售人员流失率，提升销售人员的个人平均销售业绩。
他不认同自己因为业绩不佳导致了与董事会的冲突。一位内部人士提供的数据称，截至2010年6月，智联招聘签约客户数已经达到2万左右，6月份单月收入为6000万。赵鹏说，今年7月，在公司连续亏损13年后，智联招聘也终于迎来了现金流为正的第一个月。
“智联招聘就像一个孩子，只是中国人外国人对待孩子的方式不同。”赵鹏认为自己与董事会之前缺少沟通也是现在双方步入僵局的一个原因。
“大股东SEEK公司的董事长对我说，他做CEO的时候，是把30%的精力放在与董事会沟通之上，70%放在公司的运营管理。而过去的我，与董事会的沟通也许只有10%。”他说，“想想看，每个季度见一次面，每个月一次电话会议，大家还是陌生的感觉。”
现在来看，这种陌生感的背后应该传达着董事会对CEO的一种不信任。
除此之外，赵鹏的一些做法也没有赢得一些公司高管的信任。2009年12月，赵鹏做出决定，将公司北京上海的两个技术办公室合并，办公地点挪到了北京。CTO余用彤每周要有4天的时间在北京办公。
“我一直都认为技术部门在整个智联招聘公司系统内就像是人身体的心脏，总部就是指挥中心，是大脑。心脏应该是和大脑呆在一起的。”他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智联招聘的“心脏”却是和“大脑”分开的，具体而言，智联招聘由90多人组成的技术部门一部分在上海，一部分在北京，这造成了管理上很大的不便。“我知道余用彤可能不太舒服，他的家在上海”。赵鹏表示。
但余用彤当时拒绝了这个提议。在他眼中的故事是这样的：余用彤2004年年底被赵鹏的前任CEO刘浩招入智联招聘担任CTO，此前他在上海张江有一家自己的软件公司，智联曾是他们的客户之一。进入智联后，他将原公司的十几个职工一同带入智联技术部。可惜，刘浩已于2009年8月离职。
“前一阵子赵鹏对公司动手，我们IT部门被他裁掉一批人，有十几个人，其中包括我在北京的得力助手Peter Zhang。”
赵鹏称，他早在5月20日即在技术部门内部通报了余用彤个人申请辞职的通知。他与余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余主动辞职，赵不公布离职的原因。
余用彤对此的回应是“不记得了”。
“他可以在十分钟内用三种修辞方法开掉我们三个高管。”余用彤说赵鹏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去否定他。我赞扬他口才好已经不错了。”
而7月26日早上，智联招聘董事会对智联招聘全体公司员工发出的第三封邮件中宣布了新的高管任命，CTO余用彤、CFO郭建民的职务及职责不变，原销售副总裁罗义华则升任高级副总裁。智联招聘任命丹飞立出任公司的执行董事，代行CEO的职责。
7月27日，澳大利亚网络招聘集团SEEK已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称，由SEEK控股的中国网络招聘企业智联招聘正处于更换CEO的过程中，并正在制定过渡阶段的管理层安排。SEEK在公告中表示智联招聘董事会已经解除原CEO的职务，确认了丹飞立出任公司的执行董事，代行CEO的职责的任命。《第一财经周刊》致电SEEK公司新闻官Michael Davey，他表示公司对此不予置评。
赵鹏被解职了。
在过去的10年中，随着一轮又一轮的融资，智联招聘管理层持股比例逐渐下滑。公开资料显示，在2000年接受兰馨亚洲投资有限公司首笔300万美元融资后，从2006年开始，智联招聘先后接受了SEEK2000万美元和澳大利亚的麦格理集团有限公司与SEEK联手1.1亿美元投资。
在这一过程中，SEEK的持股比例由原来的40%左右增加到58.6%，麦格理银行次之，再加上SEEK和麦格理持有智联董事会三席中的两席，投资方已完全主导这家公司，公司管理团队所持公司股权已经不到15%。
以COO职位接任刘浩成为CEO的赵鹏，仅持有智联招聘的期权，没有股份，也不是董事会成员。
赵鹏上任后做出的种种努力至少产生了一个不好的结果，他与余用彤之间的冲突和裂痕最终以极具戏剧化的形式爆发了。赵鹏在7月23日的那封邮件中，宣布以余“在上海办公室对××女员工有不恰当行为”为理由，解除了余用彤的CTO职务。
两个小时以后，他收到了另一封自己被董事会解除职务的邮件。
网络招聘：一个被做坏了的市场
靠广告换取市场份额、用价格战打压对手，网络招聘市场已经被“做坏了”。
CBN记者 昝慧昉
对投资方和从业者来说，这都是个令人绝望的行业。
网络招聘在全球范围内被认为是最具成效的商业模式之一。这其中以美国Monster最为成功：大量用户登陆注册信息寻找工作，企业付费来发布招聘信息接收简历，而中介平台则为双方提供满意的中介服务。
中国网络招聘的基本模式就来源于Monster。1997年，中华英才网率先在中国复制了Monster的商业模式。之后，前程无忧和智联招聘也加入了模仿的行列。Monster的模式开始被不断复制，并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
自1999年起至2008年，智联招聘在10余年的时间内共有过五轮融资，合计1.48亿美元。其中，澳大利亚最大招聘网站SEEK联手麦格理投资银行共向智联招聘注资1.3亿美元。同样成立于1997年的中华英才网也成功获得融资，1999年今日资本总裁徐新以个人名义注资中华英才网，此后的 2005年，Monster认为中华英才网在业务发展理念、业务模式上与自身最为一致，以1.25亿美元的估价拿走了中华英才网40%的股权，第二年又买下5%股权。
局势已经明朗，三家竞争者选择了一致的策略：不择手段迅速打败竞争对手，之后再盈利。尤其在2004年9月29日前程无忧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后，这种愿望变得更加强烈。加上来自资本的压力，年轻的招聘网站管理者们渴望用最快的速度实现目标，最终他们决定用更多市场投入换取市场份额。
2006年，引入了战略投资者Monster的中华英才网，邀请著名营销策划人叶茂中做品牌营销，推出了《超人篇》系列广告。几乎同时，在北京建国门地铁站，中华英才网一口 气将148个广告牌放在一起，如果按照每个广告3米的宽度，整个广告在四五百米之间。接下来的6月9日到7月9日，中华英才网出资2000万元赞助世界杯，以中场休息时间连续两次的密度播放中华英才网《超人篇》广告，直到让熬夜观看世界杯的球迷们不胜其烦。
中华英才网原总裁张建国曾表示：“甚至会把60%以上(费用)用于市场投入。”“如果这个机会错过了，市场地位再想争回来的话，这个花费将会是4倍以上。”
已上市的前程无忧没有在地铁和电视台大规模播放广告，而是把钱都投在了网络建设上。2007年，他们更新了用户界面和给客户用的理财系统，之后又推出了简历检索。很快，随着2007年7月，智联招聘加强销售和推广攻势，它又感受到了来自市场的压力。
当时两年前获得SEEK2000万美元注资的智联招聘找到了黄健翔做形象代言人，一条“我们崇尚专注一生的事业，更赞叹自由奔放的灵魂”的“跳槽无罪”广告语开始在京沪两地上班族的生活中频繁出现。与此同时，智联还找到了徐静蕾担任形象代言人。据大度咨询《中文门户2007Q4广告监测报告》显示：智联招聘网成为2007年第四季度投放四大门户网络广告最多的广告主，累计投放金额为2511万元。同期联想和中国移动各为1762万元和1496万元。
2007年下半年开始，前程无忧也开始有意地增加了推广费用。第一季度3000万美元左右，到了第四季度就达到5500万美元。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由罗家英代言的前程无忧的广告开始上演。
在火药味四处弥漫的2008年，智联招聘、中华英才、前程无忧在互联网上的品牌广告投放金额分别为1.1亿元、5000万元、2000万元。在金融危机之前，前程无忧、中华英才网和智联招聘烧钱规模颇为惊人，远远超过其他领域的互联网企业。据尼尔森一份报告显示，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分列 2008年Top5广告主的前三名和前五名，两者的广告投入按广告刊例价计算分别达到了3亿元和2.7亿元。
竞争并不仅仅停留在市场推广层面，针对客户的价格战也属常态。300美元，是在美国Monster发布一个职位的价格，在中国最便宜的只要20 元。价格如此便宜，许多大公司会同时选择多家网站发布招聘信息。据媒体报道，智联招聘在2009年搞倾销策略，其价格越来越低，比前程无忧、中华英才等同类都要便宜，这不但让其在收入上无法实现真正的超越，同时也打击了自己的品牌价值。
几年之内，只见疯狂的市场投入、激烈的价格战，公司成本和投资人的利益都被抛在了一边。
智联招聘的最大股东澳大利亚SEEK公司2009年3月公布的一份财报显示，智联招聘2008年的亏损额约1.7亿元人民币。同年8月初，中华英才网母公司Monster发布第二季度财报显示，中华英才网也处于亏损状态，亏损额高达1.75亿元人民币。唯一在2008年实现了盈利的前程无忧，2009年一季度的营收亦同比下降近25%。
经济危机让原本体质偏弱的中国网络招聘行业雪上加霜。艾瑞咨询《2008－2009年中国网络招聘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网络招聘市场规模达11亿人民币，相比2007年的9.7亿人民币年同比增长13.6%，增速明显放缓。
艾瑞咨询分析师指出，在此形势下，网络招聘行业若想重新回归高速发展，将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宏观经济环境好转，二是业内多数招聘网站能抓住经济危机的契机，开发出或者联合其他企业推出更多有价值的增值服务。
然而，国内招聘网站同质化现象严重，很难靠自身的力量转危为安。海外投资者们往往也受到了经济危机冲击，难以支持招聘网站继续烧钱。这种情况下，一旦降低市场投入，会丢失相应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降低就意味着距离上市、再融资的机会越发渺茫。
招聘网站的管理者们被他们所奉行的“简单速效”策略所挟持，陷入恶性循环，疲惫却不能放手。
之后，经济危机的影响渐渐走远，市场开始好转。前程无忧披露的年报显示，2009年其收入达到8.17亿元人民币，其中4成为在线招聘业务，市场份额已上升到27.6%。更重要的是，前程无忧印刷广告的销售额从两年前的51%下降到2009年的34.2%，更多雇主转而选择了在线发布招聘广告，在线广告收入占该公司总收入的比例已从两年前的33.5%提高至40.8%。而在美国，报纸招聘广告已经大都转移到Monster.com这样的在线招聘网站上。
相对于业绩趋于平稳的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根据SEEK公司发布的财报，智联招聘2009年下半年的营业收入是1.79亿元人民币，尚不及前程无忧的一半。智联招聘2009年全年税后经营亏损9280万元，尽管比去年亏损额有所缩小，但已经持续亏损3年。
作为海外投资者，Monster和SEEK万万不会想到，海外成功的商业模式在中国的运作会如此入不敷出。投入太多，收获太少，没有投资者愿意长期忍耐下去。
事实上，早在2009年他们就已经有所动作。2009年年初，中华英才网原CEO张建国宣布离职；年中，智联招聘原CEO刘浩离职；年末，前程无忧原CFO吕自强宣布离职。
眼前发生的智联招聘高层震荡再一次证明，投资人的耐心有限，他们要着手亲自收拾这一被做坏了的市场。
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赵鹏发给智联招聘全体员工的邮件原文
作者 Fenng 558 天 前 (http://jinn.li)
智联招聘内斗，先是CEO发邮件开掉 CTO 以及其它几位高管，旋即，董事会发通告宣布CEO以及其它三位高管。
------内斗中的邮件批露------
致智联招聘全体员工的一封信：
诸位同仁，我与你们一起共事六年，此刻非常理解你们的困惑和不安。也非常担心你们的困惑和不安。
首先，我必须说明一下，一个时期以来，管理团队与投资人之间的确存在一些经营管理思路上的分歧。为公司未来发展计，我为解决这些分歧做出了非常艰苦的努力。正如我司各位区域负责人和城市负责人在上周五收到由投资人和本人联合发出的邮件，指出“公司的管理团队和投资人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我们之间正在进行良好的协商。相信很快就可以解决”，这封邮件是符合事实的。在那个时候，管理团队和投资人之间保持着相对的冷静。
迄今为止，我不曾收到任何具备法律效力的知会。而今天早上发生的所谓“智联招聘董事会”发出的邮件，也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出于维护公司和你们大家根本利益的考虑，我迄今保持冷静态度。在公司总部今天锁大门，并且进驻大批身穿深色西服，带着耳麦的陌生人士的情况下，为避免发生冲突，我今天将不会出现在公司。而以此信与你们沟通。
此时此刻，我最关心的是你们的感受。我想说，六年来，我与你们始终非常愉快地合作着，我们为一个集体创造历史，也创造未来，同时也希望为自己和家人谋得一个更好的生活。六年中，每一天，这都是支撑我工作与生活的最大动力。在任何时候，我对你们的感激与感情都不会磨损。
因为我们的相处，我相信，你们对我本人，以及对今天早上在所谓“智联招聘董事会”的邮件中，涉及到的我司COO雷卫明先生，以及另外及几位副总裁，一定会有着自己公正的判断。他们累计为我司的发展付出了32年的光阴，他们把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个集体。伴随他们的足迹，这间公司从默默无闻，成长为知名企业。十年来，我司收入累计增长了200倍。
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是朴实、勤勉、平凡的人。最让我们骄傲的是，这些平凡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事情。最让我们骄傲的是，在公司连续亏损13年后，2010年，我们终于应来了盈利的第一个月。最让我们骄傲的是，今天，2400多名员工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有机会安身立命，养家糊口。最让我们骄傲的是，很多年轻人成长为训练有素，自我驱动的干部和专业人才。他们这些老同事，让我觉得生命是一件温暖的事情，艰苦创业也拥有了美丽的色彩。他们，始终拥有我的感激和尊敬。
各位同仁，出于对我们彼此用汗水浇灌的友谊与信任的珍惜，我不得不对今天早上的邮件做一个点评。
一， 关于“阻碍公司调整法律架构，妨碍公司上市计划”，我的点评是，常识在于，作为高管中持有期权最多的人，一名CEO，不会阻碍公司上市计划。
二， 关于“企图侵占公司财产，牺牲全体员工利益，谋求团伙私利”，我的点评是，也许有人这么干过。本人没有干过。
三， “在公司内部散步谣言，诋毁团伙以外高管，破坏全体员工团结，妨碍公司平稳运营”，我的点评是，莫须有。
四， 关于“董事会认可公司取得的良好业绩，相信这样的业绩是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取得的”，我的点评是：靠谱。
今天早晨，你们中的许多人向我发来了短信，打来电话，询问情况。由于人数太多，我确实无法一一作答。同时由于对公司利益和你们利益的维护，我不能陈明管理团队与投资人历来曾有的分歧，冲突，以及最近这次严重分歧的细节。我也不可以披露那些与投资人没有任何关系的，却导致事态恶化的细节。对于你们所有关心和信任我的人，我在这封信中，表达我真诚的谢意。
我尤其感谢专门致信，关心我家人感受的同事。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记得你们的名字了。而且不会忘记。
诸位同仁，人生起落，乃最平常事。我一直是这么去对待的，你们都看得见。
诸位同仁，为了去做一间“可持续发展的好公司”，我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我担任CEO以来。而现在，我非常痛心地看到，投资人出于与管理团队的分歧，尤其是在一些人的蒙蔽和影响下，所做的事情，将会严重地影响到公司的前景。我非常担心，这会对我们一起通过艰辛奋斗赢得的越来越好的局面，发生巨大的破坏作用。
诸位同仁，道不同不相与谋，我早有此意，一直以来，只是舍不得你们。我为此，也曾经放弃了几次个人的好机会。我仍然觉得那都是值得的。虽然每个公司也许都有自己的宿命，但是在今天巨大的动荡中，我仍然真心希望和祈祷智联招聘能渡过难关。为了公司和你们大家的未来，我会继续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
你们的亲密伙伴 赵 鹏
------内斗中的邮件批露------
致智联招聘全体员工的一封信：
诸位同仁，我与你们一起共事六年，此刻非常理解你们的困惑和不安。也非常担心你们的困惑和不安。
首先，我必须说明一下，一个时期以来，管理团队与投资人之间的确存在一些经营管理思路上的分歧。为公司未来发展计，我为解决这些分歧做出了非常艰苦的努力。正如我司各位区域负责人和城市负责人在上周五收到由投资人和本人联合发出的邮件，指出“公司的管理团队和投资人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我们之间正在进行良好的协商。相信很快就可以解决”，这封邮件是符合事实的。在那个时候，管理团队和投资人之间保持着相对的冷静。
迄今为止，我不曾收到任何具备法律效力的知会。而今天早上发生的所谓“智联招聘董事会”发出的邮件，也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出于维护公司和你们大家根本利益的考虑，我迄今保持冷静态度。在公司总部今天锁大门，并且进驻大批身穿深色西服，带着耳麦的陌生人士的情况下，为避免发生冲突，我今天将不会出现在公司。而以此信与你们沟通。
此时此刻，我最关心的是你们的感受。我想说，六年来，我与你们始终非常愉快地合作着，我们为一个集体创造历史，也创造未来，同时也希望为自己和家人谋得一个更好的生活。六年中，每一天，这都是支撑我工作与生活的最大动力。在任何时候，我对你们的感激与感情都不会磨损。
因为我们的相处，我相信，你们对我本人，以及对今天早上在所谓“智联招聘董事会”的邮件中，涉及到的我司COO雷卫明先生，以及另外及几位副总裁，一定会有着自己公正的判断。他们累计为我司的发展付出了32年的光阴，他们把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个集体。伴随他们的足迹，这间公司从默默无闻，成长为知名企业。十年来，我司收入累计增长了200倍。
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是朴实、勤勉、平凡的人。最让我们骄傲的是，这些平凡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事情。最让我们骄傲的是，在公司连续亏损13年后，2010年，我们终于应来了盈利的第一个月。最让我们骄傲的是，今天，2400多名员工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有机会安身立命，养家糊口。最让我们骄傲的是，很多年轻人成长为训练有素，自我驱动的干部和专业人才。他们这些老同事，让我觉得生命是一件温暖的事情，艰苦创业也拥有了美丽的色彩。他们，始终拥有我的感激和尊敬。
各位同仁，出于对我们彼此用汗水浇灌的友谊与信任的珍惜，我不得不对今天早上的邮件做一个点评。
一， 关于“阻碍公司调整法律架构，妨碍公司上市计划”，我的点评是，常识在于，作为高管中持有期权最多的人，一名CEO，不会阻碍公司上市计划。
二， 关于“企图侵占公司财产，牺牲全体员工利益，谋求团伙私利”，我的点评是，也许有人这么干过。本人没有干过。
三， “在公司内部散步谣言，诋毁团伙以外高管，破坏全体员工团结，妨碍公司平稳运营”，我的点评是，莫须有。
四， 关于“董事会认可公司取得的良好业绩，相信这样的业绩是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取得的”，我的点评是：靠谱。
今天早晨，你们中的许多人向我发来了短信，打来电话，询问情况。由于人数太多，我确实无法一一作答。同时由于对公司利益和你们利益的维护，我不能陈明管理团队与投资人历来曾有的分歧，冲突，以及最近这次严重分歧的细节。我也不可以披露那些与投资人没有任何关系的，却导致事态恶化的细节。对于你们所有关心和信任我的人，我在这封信中，表达我真诚的谢意。
我尤其感谢专门致信，关心我家人感受的同事。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记得你们的名字了。而且不会忘记。
诸位同仁，人生起落，乃最平常事。我一直是这么去对待的，你们都看得见。
诸位同仁，为了去做一间“可持续发展的好公司”，我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尤其是我担任CEO以来。而现在，我非常痛心地看到，投资人出于与管理团队的分歧，尤其是在一些人的蒙蔽和影响下，所做的事情，将会严重地影响到公司的前景。我非常担心，这会对我们一起通过艰辛奋斗赢得的越来越好的局面，发生巨大的破坏作用。
诸位同仁，道不同不相与谋，我早有此意，一直以来，只是舍不得你们。我为此，也曾经放弃了几次个人的好机会。我仍然觉得那都是值得的。虽然每个公司也许都有自己的宿命，但是在今天巨大的动荡中，我仍然真心希望和祈祷智联招聘能渡过难关。为了公司和你们大家的未来，我会继续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
你们的亲密伙伴 赵 鹏
Why did so many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and startups come out of PayPal? I long have been fascinated by the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 from the ex-Paypal team and wonder about the reasons behind their success. In the past, mass media tried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several times but still couldn’t give us a clear answer.
I once asked David Sacks the same question during an event in Los Angeles. He told me the secret is that Paypal has built a “scrappy” culture. No matter what problems they faced, they would find a way to solve them. I kind of got the idea, but was still confused about the execution details.
So when I saw some of the past Paypal employees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on Quora, I was super excited! After all, they should be the only ones who can tell people the inside stories.
Below are some highlights of their answers. *If you want to check out the sources or leave your comments, please go to here and here.
On Talent Management
“Peter and Max assembled an unusual critical mass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 primarily due to their ability to recognize young people with extraordinary ability (the median age of *execs* on the S1 filing was 30). But the poor economy allowed us to close an abnormal number of offers, as virtually nobody other than eBay and (in part) google was hiring in 2000-02.” (by Keith Rabois,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aypal)
“Extreme Focus (driven by Peter): Peter required that everyone be tasked with exactly one priority. He would refuse to discuss virtually anything else with you except what was currently assigned as your #1 initiative. Even our annual review forms in 2001 required each employee to identify their single most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company.” (by Keith Rabois,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aypal)
“Dedication to individual accomplishment: Teams were almost considered socialist institutions. Most great innovations at PayPal were driven by one person who then conscripted others to support, adopt, implement the new idea. If you identified the 8-12 most critical innovations at PayPal (or perhaps even the most important 25), almost every one had a single person inspire it (and often it drive it to implementation). As a result, David enforced an anti-meeting culture where any meeting that included more than 3-4 people was deemed suspect and subject to immediate adjournment if he gauged it inefficient. Our annual review forms in 2002 included a direction to rate the employee on “avoids imposing on others’ time, e.g. scheduling unnecessary meetings.” (by Keith Rabois,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aypal)
“Refusal to accept constraints, external or internal:We were expected to pursue our #1 priority with extreme dispatch (NOW) and vigor. To borrow an apt phrase, employees were expected to “come to work every day willing to be fired, to circumvent any order aimed at stopping your dream.” Jeremy Stoppelman has relayed elsewhere the story about an email he sent around criticizing management that he expected to get him fired and instead got him promoted. Peter did not accept no for answer: If you couldn’t solve the problem, someone else would be soon assigned to do it.” (by Keith Rabois,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aypal)
“Driven problem solvers: PayPal had a strong bias toward hiring (and promoting / encouraging, as Keith mentions) smart, driven problem solvers, rather than subject matter experts. Very few of the top performers at the company had any prior experience with payments, and many of the best employees had little or no prior background building Internet products. I worked on the fraud analytics team at PayPal, and most of our best people had never before done anything related to fraud detection. If he’d approached things “traditionally”, Max would have gone out and hired people who had been building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for banks for 20 years but never innovated, and fraud losses would likely have swallowed the company.” (by Mike Greenfield, former Sr. Fraud R&D Scientist of Paypal)
“Self-sufficiency – individuals and small teams were given fairly complex objectives and expected to figure out how to achieve them on their own. If you needed to integrate with an outside vendor, you picked up the phone yourself and called; you didn’t wait for a BD person to become available. You did (the first version of) mockups and wireframes yourself; you didn’t wait for a designer to become available. You wrote (the first draft of) site copy yourself; you didn’t wait for a content writer.” (by Yee Lee, former Product & BU GM of Paypal)
On Culture & Ideology
“Extreme bias towards action – early PayPal was simply a really *productive* workplace. This was partly driven by the culture of self-sufficiency. PayPal is and was, after all, a web service; and the company managed to ship prodigious amounts of relatively high-quality web software for a lot of years in a row early on. Yes, we had the usual politics between functional groups, but either individual heroes or small, high-trust teams more often than not found ways to deliver projects on-time.” (by Yee Lee, former Product & BU GM of Paypal)
“Willingness to try – even in a data-driven culture, you’ll always run in to folks who either don’t believe you have collected the right supporting data for a given decision or who just aren’t comfortable when data contradicts their gut feeling. In many companies, those individuals would be the death of decision-making. At PayPal, I felt like you could almost always get someone to give it a *try* and then let performance data tell us whether to maintain the decision or rollback.” (by Yee Lee, former Product & BU GM of Paypal)
“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 – PayPal was filled with smart, opinionated people who were often at logger-heads. The way to win arguments was to bring data to bear. So you never started a sentence like this “I feel like it’s a problem that our users can’t do X”, instead you’d do your homework first and then come to the table with “35% of our [insert some key metric here] are caused by the lack of X functionality…” (by Yee Lee, former Product & BU GM of Paypal)
“Radical transparency on metrics: All employees were expected to be facile with the metrics driving the business. Otherwise, how could one expect each employee to make rational calculations and decisions on their own every day? To enforce this norm, almost every all-hands meeting consisted of distributing a printed Excel spreadsheet to the assembled masses and Peter conducting a line by line review of our performance (this is only a modest exaggeration).” (by Keith Rabois,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aypal)
“Vigorous debate, often via email: Almost every important issue had champions and critics. These were normally resolved not by official edict but by a vigorous debate that could be very intense. Being able to articulate and defend a strategy or product in a succinct, compelling manner with empirical analysis and withstand a withering critique was a key attribute of almost every key contributor. I still recall the trepidation I confronted when I was informed that I needed to defend the feasibility of my favorite “baby” to Max for the first time.” (by Keith Rabois,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aypal)
“Extreme Pressure – PayPal was a very difficult business with many major issues to solve. We were able to see our colleagues work under extreme pressure and hence we learned who we could rely on and trust.” (by Keith Rabois,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aypal)
I once asked David Sacks the same question during an event in Los Angeles. He told me the secret is that Paypal has built a “scrappy” culture. No matter what problems they faced, they would find a way to solve them. I kind of got the idea, but was still confused about the execution details.
So when I saw some of the past Paypal employees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on Quora, I was super excited! After all, they should be the only ones who can tell people the inside stories.
Below are some highlights of their answers. *If you want to check out the sources or leave your comments, please go to here and here.
On Talent Management
“Peter and Max assembled an unusual critical mass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 primarily due to their ability to recognize young people with extraordinary ability (the median age of *execs* on the S1 filing was 30). But the poor economy allowed us to close an abnormal number of offers, as virtually nobody other than eBay and (in part) google was hiring in 2000-02.” (by Keith Rabois,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aypal)
“Extreme Focus (driven by Peter): Peter required that everyone be tasked with exactly one priority. He would refuse to discuss virtually anything else with you except what was currently assigned as your #1 initiative. Even our annual review forms in 2001 required each employee to identify their single most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company.” (by Keith Rabois,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aypal)
“Dedication to individual accomplishment: Teams were almost considered socialist institutions. Most great innovations at PayPal were driven by one person who then conscripted others to support, adopt, implement the new idea. If you identified the 8-12 most critical innovations at PayPal (or perhaps even the most important 25), almost every one had a single person inspire it (and often it drive it to implementation). As a result, David enforced an anti-meeting culture where any meeting that included more than 3-4 people was deemed suspect and subject to immediate adjournment if he gauged it inefficient. Our annual review forms in 2002 included a direction to rate the employee on “avoids imposing on others’ time, e.g. scheduling unnecessary meetings.” (by Keith Rabois,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aypal)
“Refusal to accept constraints, external or internal:We were expected to pursue our #1 priority with extreme dispatch (NOW) and vigor. To borrow an apt phrase, employees were expected to “come to work every day willing to be fired, to circumvent any order aimed at stopping your dream.” Jeremy Stoppelman has relayed elsewhere the story about an email he sent around criticizing management that he expected to get him fired and instead got him promoted. Peter did not accept no for answer: If you couldn’t solve the problem, someone else would be soon assigned to do it.” (by Keith Rabois,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aypal)
“Driven problem solvers: PayPal had a strong bias toward hiring (and promoting / encouraging, as Keith mentions) smart, driven problem solvers, rather than subject matter experts. Very few of the top performers at the company had any prior experience with payments, and many of the best employees had little or no prior background building Internet products. I worked on the fraud analytics team at PayPal, and most of our best people had never before done anything related to fraud detection. If he’d approached things “traditionally”, Max would have gone out and hired people who had been building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for banks for 20 years but never innovated, and fraud losses would likely have swallowed the company.” (by Mike Greenfield, former Sr. Fraud R&D Scientist of Paypal)
“Self-sufficiency – individuals and small teams were given fairly complex objectives and expected to figure out how to achieve them on their own. If you needed to integrate with an outside vendor, you picked up the phone yourself and called; you didn’t wait for a BD person to become available. You did (the first version of) mockups and wireframes yourself; you didn’t wait for a designer to become available. You wrote (the first draft of) site copy yourself; you didn’t wait for a content writer.” (by Yee Lee, former Product & BU GM of Paypal)
On Culture & Ideology
“Extreme bias towards action – early PayPal was simply a really *productive* workplace. This was partly driven by the culture of self-sufficiency. PayPal is and was, after all, a web service; and the company managed to ship prodigious amounts of relatively high-quality web software for a lot of years in a row early on. Yes, we had the usual politics between functional groups, but either individual heroes or small, high-trust teams more often than not found ways to deliver projects on-time.” (by Yee Lee, former Product & BU GM of Paypal)
“Willingness to try – even in a data-driven culture, you’ll always run in to folks who either don’t believe you have collected the right supporting data for a given decision or who just aren’t comfortable when data contradicts their gut feeling. In many companies, those individuals would be the death of decision-making. At PayPal, I felt like you could almost always get someone to give it a *try* and then let performance data tell us whether to maintain the decision or rollback.” (by Yee Lee, former Product & BU GM of Paypal)
“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 – PayPal was filled with smart, opinionated people who were often at logger-heads. The way to win arguments was to bring data to bear. So you never started a sentence like this “I feel like it’s a problem that our users can’t do X”, instead you’d do your homework first and then come to the table with “35% of our [insert some key metric here] are caused by the lack of X functionality…” (by Yee Lee, former Product & BU GM of Paypal)
“Radical transparency on metrics: All employees were expected to be facile with the metrics driving the business. Otherwise, how could one expect each employee to make rational calculations and decisions on their own every day? To enforce this norm, almost every all-hands meeting consisted of distributing a printed Excel spreadsheet to the assembled masses and Peter conducting a line by line review of our performance (this is only a modest exaggeration).” (by Keith Rabois,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aypal)
“Vigorous debate, often via email: Almost every important issue had champions and critics. These were normally resolved not by official edict but by a vigorous debate that could be very intense. Being able to articulate and defend a strategy or product in a succinct, compelling manner with empirical analysis and withstand a withering critique was a key attribute of almost every key contributor. I still recall the trepidation I confronted when I was informed that I needed to defend the feasibility of my favorite “baby” to Max for the first time.” (by Keith Rabois,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aypal)
“Extreme Pressure – PayPal was a very difficult business with many major issues to solve. We were able to see our colleagues work under extreme pressure and hence we learned who we could rely on and trust.” (by Keith Rabois,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Paypal)
巨人革新内部晋升机制 工程师可获副总待遇
作者 Fenng 585 天 前 (http://tech.sina.com.cn)
新浪科技讯 6月28日凌晨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巨人网络近期将革新内部晋升机制，针对技术型人才推出特别晋升通道，技术拔尖的工程师将能获得副总级待遇。此前网游业针对技术人才量身打造的晋升机制不多，巨人此举将让研发型人才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消息人士称，巨人此项措施将在下个月初开始在内部推行，是在原有“管理人才晋升通道”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一项为技术人才量身打造的晋升通道。在该通道中，技术牛人有机会拿到副总级待遇，对公司有突出贡献的人才还能获得破格晋升的机会。
此前网游业普遍存在以下这类问题：技术型员工晋升通道不清晰、晋升岗位太少，员工不清楚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才可以被晋升，什么时候可以被晋升？或者是，技术型员工在待遇上与管理型员工不匹配，他们向上的发展空间只有走管理路线。
巨人在此次革新中，致力于突破以上这些困扰行业发展的问题。有接近该项目的人士透露，“巨人技术序列晋升通道”将全面涵盖策划、程序、产品、质控、美术、平面设计等技术岗位，为技术型人才提供了超过10个发展职称。技术出色的权威人才不仅能在待遇、福利上有大幅提升，还能代表公司参加业内的技术论坛与交流。
“这给员工提供了管理、技能两个渠道的上升空间。在研发类公司，避免技术好的人才必须通过行政职务才能获得认可的问题，将鼓励更多技术人才通过他们擅长的技术专业通道获得认可，这无疑有助于推动产业发展。”有资深HR人士这样表示。
实际上，巨人有着鼓励技术创新的传统与血统。该公司CEO史玉柱是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20年前在珠海第一次成功创业中，就曾单枪匹马研发出了 “巨人汉卡”，创办巨人网络是他“回归IT业”。该公司研发副总裁纪学锋等人，都是在一线研发岗位上成长起来的人才。
“技术型人才在巨人内部一直拥有较高地位，这次推出技术序列晋升通道，将让这种血统形成体系并落到实处，有助于更好培养、吸引研发人才。”消息人士说。
据了解，百度、腾讯这些以技术为主导的互联网公司此前曾采取过类似的技术晋升机制，但在网游业并不多见。业内人士预计，随着网游研发重要性日益凸显，将有越来越多的网游公司在针对研发人才的培养、晋升方面做出探索与变革。(张非)
消息人士称，巨人此项措施将在下个月初开始在内部推行，是在原有“管理人才晋升通道”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一项为技术人才量身打造的晋升通道。在该通道中，技术牛人有机会拿到副总级待遇，对公司有突出贡献的人才还能获得破格晋升的机会。
此前网游业普遍存在以下这类问题：技术型员工晋升通道不清晰、晋升岗位太少，员工不清楚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才可以被晋升，什么时候可以被晋升？或者是，技术型员工在待遇上与管理型员工不匹配，他们向上的发展空间只有走管理路线。
巨人在此次革新中，致力于突破以上这些困扰行业发展的问题。有接近该项目的人士透露，“巨人技术序列晋升通道”将全面涵盖策划、程序、产品、质控、美术、平面设计等技术岗位，为技术型人才提供了超过10个发展职称。技术出色的权威人才不仅能在待遇、福利上有大幅提升，还能代表公司参加业内的技术论坛与交流。
“这给员工提供了管理、技能两个渠道的上升空间。在研发类公司，避免技术好的人才必须通过行政职务才能获得认可的问题，将鼓励更多技术人才通过他们擅长的技术专业通道获得认可，这无疑有助于推动产业发展。”有资深HR人士这样表示。
实际上，巨人有着鼓励技术创新的传统与血统。该公司CEO史玉柱是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20年前在珠海第一次成功创业中，就曾单枪匹马研发出了 “巨人汉卡”，创办巨人网络是他“回归IT业”。该公司研发副总裁纪学锋等人，都是在一线研发岗位上成长起来的人才。
“技术型人才在巨人内部一直拥有较高地位，这次推出技术序列晋升通道，将让这种血统形成体系并落到实处，有助于更好培养、吸引研发人才。”消息人士说。
据了解，百度、腾讯这些以技术为主导的互联网公司此前曾采取过类似的技术晋升机制，但在网游业并不多见。业内人士预计，随着网游研发重要性日益凸显，将有越来越多的网游公司在针对研发人才的培养、晋升方面做出探索与变革。(张非)
Google被批太执迷于工程师文化
作者 JobsDigger 592 天 前 (http://tech.sina.com.cn)
CNET科技资讯网 6月22日 国际报道：一个称职的飞行员应该有飞航的背景，一位直肠镜检查员兼具医药学的知识也是加分。但是否每一个Google部门的负责人，都必须拥有工程背景？
炎炎夏日，我应该放空自己、享受阳光，而不是思考这个存在主义的难题，但Google开发者倡导员Don Dodge的一篇博客，让我不吐不快。
曾在微软担任倡导员的Dodge，用这篇文章庆祝他在Google安然存活——抱歉，我是说享受了6个月的美好时光。
在这篇标题"Engineering Rules!"(工程万岁)的文章中，Dodge写道：“Google一直由杰出的工程人才主导。Google只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那些刁钻的面试问题和程式难题的传言，都是真的。学历和文凭在Google很受重视。”
困难的面试问题真的能测出你的教育程度吗？或者它们只是测试你在面试情境中，回答(毫无疑问)高深的人提出之高深问题的能力？
但让我最受不了的还不是那种智力测验，而是这个：“从上到下，每一个阶层的所有职位，全是工程师。几乎所有Google的最高管理阶层，都有工程背景。行销、业务、事业开发、产品管理，也大都是由前工程师担任。”
以我那不太称头的学历，我还是看得出来，Dodge似乎认为这种单一背景的领导是一件好事。他认为，这是一家如此沉浸在工程的公司，因此只有那些了解复杂基础学理的人，才有资格营销Google的产品。
Dodge是这样解释的：“工程背景讲究严密、精准的思考程序，会质疑每一个假设，并在决策过程中要求准确的资料。那不代表每一个决策都是完美的，但都会是依据资料…而非主观意见。”
有些人或许会感到高兴，毕竟Google得以收集无数关於一般用户日常活动和兴趣的资料，愈客观愈好。但这种资料至上的文化，还是有点让人不寒而栗。难道除了Google庇护的那些超高学历菁英之外，真的没有人有能力对行销那些高度复杂工程的Google产品，做出一点贡献吗？ 一定要有工程背景，才知道服务一般用户的最好方法吗？而需要多少工程背景才能从41种蓝色当中，挑出最适合的色调？
各位，我不是刻意要冒犯世上最伟大的工程师，不论他们是否为Google工作。如果我的话太刻薄，我知道他们绝对有办法切断我和这个世界沟通的能力。他们可以阻止我观赏青春偶像的影片，他们可以从我的 Wi-Fi 讯号窃取我的资料，把我写给女神卡卡、卡麦隆迪亚兹，和纽约大主教等亲密友人的电邮曝光。他们还可以遥控我的车库门，让我永远不得进出。
然而，我怀疑那种轻率、但无疑是资料主导的不当产品，如Google Buzz、杂乱失当的首页照片设计，或Nexus One的推出，如果能少一、两个资料至上的经理，多一、两个了解一般用户喜好与反应的人，是否会比较好？
Google作了许多有趣和聪明的事情，但走到这个阶段，该公司似乎充满太多自以为是的顶尖怪胎。
在Google需要创造更多产品，以融入一般用户日常生活的重要时刻，该公司却似乎无法传达这类产品的价值，和(恕我直言)魅力给一般用户。(Chris Matyszczyk/文 陈智文/译)
炎炎夏日，我应该放空自己、享受阳光，而不是思考这个存在主义的难题，但Google开发者倡导员Don Dodge的一篇博客，让我不吐不快。
曾在微软担任倡导员的Dodge，用这篇文章庆祝他在Google安然存活——抱歉，我是说享受了6个月的美好时光。
在这篇标题"Engineering Rules!"(工程万岁)的文章中，Dodge写道：“Google一直由杰出的工程人才主导。Google只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那些刁钻的面试问题和程式难题的传言，都是真的。学历和文凭在Google很受重视。”
困难的面试问题真的能测出你的教育程度吗？或者它们只是测试你在面试情境中，回答(毫无疑问)高深的人提出之高深问题的能力？
但让我最受不了的还不是那种智力测验，而是这个：“从上到下，每一个阶层的所有职位，全是工程师。几乎所有Google的最高管理阶层，都有工程背景。行销、业务、事业开发、产品管理，也大都是由前工程师担任。”
以我那不太称头的学历，我还是看得出来，Dodge似乎认为这种单一背景的领导是一件好事。他认为，这是一家如此沉浸在工程的公司，因此只有那些了解复杂基础学理的人，才有资格营销Google的产品。
Dodge是这样解释的：“工程背景讲究严密、精准的思考程序，会质疑每一个假设，并在决策过程中要求准确的资料。那不代表每一个决策都是完美的，但都会是依据资料…而非主观意见。”
有些人或许会感到高兴，毕竟Google得以收集无数关於一般用户日常活动和兴趣的资料，愈客观愈好。但这种资料至上的文化，还是有点让人不寒而栗。难道除了Google庇护的那些超高学历菁英之外，真的没有人有能力对行销那些高度复杂工程的Google产品，做出一点贡献吗？ 一定要有工程背景，才知道服务一般用户的最好方法吗？而需要多少工程背景才能从41种蓝色当中，挑出最适合的色调？
各位，我不是刻意要冒犯世上最伟大的工程师，不论他们是否为Google工作。如果我的话太刻薄，我知道他们绝对有办法切断我和这个世界沟通的能力。他们可以阻止我观赏青春偶像的影片，他们可以从我的 Wi-Fi 讯号窃取我的资料，把我写给女神卡卡、卡麦隆迪亚兹，和纽约大主教等亲密友人的电邮曝光。他们还可以遥控我的车库门，让我永远不得进出。
然而，我怀疑那种轻率、但无疑是资料主导的不当产品，如Google Buzz、杂乱失当的首页照片设计，或Nexus One的推出，如果能少一、两个资料至上的经理，多一、两个了解一般用户喜好与反应的人，是否会比较好？
Google作了许多有趣和聪明的事情，但走到这个阶段，该公司似乎充满太多自以为是的顶尖怪胎。
在Google需要创造更多产品，以融入一般用户日常生活的重要时刻，该公司却似乎无法传达这类产品的价值，和(恕我直言)魅力给一般用户。(Chris Matyszczyk/文 陈智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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